1926年的時候，梁啟超先生尿血，住進了協和醫院。手術是協和醫院的院長劉博士為他做的。 但是割下來右腎之后，發現只有黑點，而沒有腫瘤。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后，當然引起軒然大波。北京大學的陳西瀅教授馬上撰文《盡信醫不如無醫》?？纯催@個標題，那時候的評論比現在猛。接著徐志摩教授也出了一個非常強烈的抨擊文章《我們病了怎么辦 ?》社會的一片譴責之聲都說應該把醫院告個底兒掉。那時候的協和不像現在的協和，那時候協和剛剛起步，西醫在中國依然處于風雨飄搖中。在眾多的質疑聲中，最先出來反擊的是魯迅。文章里面用了很多辛辣的文字：“那些不懂腰子的人就已經開始抨擊了”。文章里用反諷的語調說：“我告訴醫院的朋友從來都這樣，不要去招那些沒希望不太好救的病人。因為治好了出去沒人關心，但是如果死了抬出去的話，就是軒然大波， 你可能就要倒閉。 ” 我覺得魯迅先生說出了醫院的巨大的風險。但是梁啟超先生該怎么辦，動用法律的武器？沒有。梁啟超先生在風波之中自己寫了一篇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 先寫英文后面翻譯成中文。他認為一切都是正常，而且醫生的態度、治療都很好等等，最后他希望大家支持協和醫院。沒有想到出過這樣事情的兩年后，到 1928年的時候他又得了病，依然去協和醫院求治，最后在這兒病逝。講這件事情的意思是什么 ? 梁啟超先生當時充分認識到，西醫剛剛進入到中國，這是一個科學。如果因為自己的案例而倒掉西醫的話，可能更多的患者將來是直接的受害者。因此法律是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武器，這是一個過去的故事留給我們的巨大疑問。梁啟超先生為什么放棄法律的手段為自己維權 ? 回頭一想，他沒為自己維權，是不是維了我們所有人的權益 ? 我們幾代人是不是受到了后來西醫快速發展的恩澤 ?下面講的是一個未來的故事。我們中國的醫生和媒體人認為最糟糕的醫患關系就是在中國。去年年終我去臺灣花蓮參加慈濟在中秋節的一個活動，和來自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的志愿者醫生聊天。他們講了各自的醫患故事，觸目驚心。最重要的是一個來自美國的大夫，講了一個在美國最流行的段子。他說你要知道，現在美國最糟糕的這種醫患關系，主要原因是大量律師的存在。律師就守在醫院的旁邊，只要有人治病就給患者發類似小廣告的東西，出了問題找我。也就是說，律師要慫恿所有的患者打官司，只要你出了問題就找我。因此美國的醫生是生存在律師巨大的壓力下的。雖然從某種角度上說這也是一種監督，但是當到了這樣一種亂象，醫生當然有一些怨言。結果這位美國醫生說了一個故事：都說醫生是神圣的，死后都可以上天堂。他說有一天一個非常棒的醫生死了上了天堂， 他以為上了天堂一定是好招待， 結果沒想到住的是上下鋪。一屋幾個人，大學的時候都不是這么慘 ! 然后醫生就去找上帝，哪有這樣 ? 我們救死扶傷，我們是白衣天使，怎么到天堂之后住宿條件這么慘 ?結果上帝說，對不起，我這兒正忙著沒工夫搭理你。我在準備一個隆重的歡迎儀式，要鋪紅地毯，我要親自去致歡迎詞，因為有人馬上要上天堂了。什么人至于這樣呢 ? 律師。醫生更生氣了，一輩子跟他們打交道，總是他們折磨我，為什么律師上來的時候，你還要如此歡迎 ? 上帝說，天天都有無數的醫生上天堂，但這是我當上帝以來第一次見到有律師上天堂 !這個故事其實是美國的醫生用來擠兌律師的段子。我為什么說他是一個未來的故事 ? 我覺得中國的醫生恐怕也要準備好去迎接這樣的一種狀態。在未來，患者的后面也會有律師去跟著，去替患者維權。我不認為是一種退步，我覺得也許是一種進步。當一切進入正常的程序之內，患者的后面有法律進行保護的時候，恐怕是進步。因此當我們在感嘆于我們眼前的這種醫患關系的時候，恐怕可以看到未來的一個足跡。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就出現了。后來我專門為這個事問了慈濟的證嚴法師，為什么做好事的人反而遭受磨難 ? 結果證嚴回答了一句話，平平淡淡。她說，" 被磨的石頭才亮。"記得在哈爾濱發生的那起嚴重的最后把醫生殺死的事件之后，我當晚做了一期節目， 題目叫我們其實都是兇手。 當殺醫事件出現之后，網上超過 80% 的人在點贊，在為兇手點贊。在點贊的背后，反映出相當多的人法律和公民意識之薄弱已經達到了讓人觸目驚心的地步。當犯罪已經不被認為是犯罪，而僅僅被看成是醫患關系的問題時，只能說明整個社會的底線是完全沒有的。在很多年后，協和醫院又有一名王大夫被患者嚴重刺傷，那個傷口是醫生的手指頭可以直接伸進去。這是多大的仇恨，而且發生在幾乎不太認識的兩個人之間。 醫生幫患者去治病， 然后產生了這種變異的反應，最后導致犯罪。在這件事發生了之后，有一個大夫在那兒嘀咕：" 我馬上進行一個高風險的手術，可做可不做。因為這個手術如果要做成了，患者是百分之百地受益，但是醫學告訴我只有 30% 成功的希望。" 王大夫的事情發生了之后，這位醫生產生了猶豫，最后倒霉的只能是患者。醫療和法治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 我們會不會產生一種錯覺，覺得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只要有法治發展這一種信仰，所有問題都能解決掉 ? 我覺得不。法律的定義是一個社會最低的道德底線，不是上線。法律從來不承擔過高的道德追求或者更完美的境界，但是法律的重要的職責也恰恰在于此。一個亂的社會，如果底線不被守住的話，后果是什么 ? 因此談到醫療法治的發展，我覺得應該分為三個境界：守住底線靠法律 ; 提高底線靠自律 ; 但是追求上限，要靠全社會更和諧的旋律。很多年前，易中天先生問我一個問題：咱們現在很矛盾，又要守住底線又要仰望星空，你怎么看 ? 我說還是先守住底線吧，夯實底線逐漸提高底線，有一天突然一抬頭離天很近了，理想就是這么實現的。
本期編輯：Abby
本文來源：中國醫學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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